近期，中國經濟企穩(wěn)跡象突出——一季度GDP增速6.7%，符合預期;人民幣匯率企穩(wěn);PPI環(huán)比在連續(xù)26個月為負值之后轉為正值。盡管寬貨幣和寬財政的刺激作用體現，但也正是在經濟企穩(wěn)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才有動力加速。

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吳敬璉近日做客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的“經邦論道”講座，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為主題發(fā)表了他的看法。

吳敬璉表示，之所以推出供給側改革，是因為中國用“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力量不足解釋發(fā)生的問題，提出應對的方略為“擴需求、保增長”，這是誤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長期問題，最終導致投資回報遞減、杠桿率不斷推高和資產市場泡沫生成。因此，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從供給側尋找原因和應對方略經濟。他強調，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應當從增加投資轉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朱民此前也對第一財經等記者表示，“經濟企穩(wěn)后，同時外部壓力暫時緩解，中國更應該加大力度推進改革，并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加以扶持。”

“供給側”還是“需求側”?

當前中國經濟的癥結可以歸結為“三期疊加”和“四降一升”。“需求側”刺激的邊際效應不斷遞減，因此必須要從“供給側”下手，根除問題的癥結。

所謂“三期疊加”，依次即為經濟發(fā)展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而所謂“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通脹率下降，企業(yè)利潤在下降，稅收在下降，與此同時金融風險上升。

“過去的刺激政策從需求側找問題，造成一些后遺癥，最突出的是貨幣超發(fā)、杠桿率過高，這就會導致風險積累。這個問題要消化，不消化基本就會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吳敬璉指出。

其實，“需求側”和“供給側”是分析經濟發(fā)展趨勢的兩種理論框架。

如果從需求側因素分析，GDP應該等于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的總和。“如果需求小于總供給或反之，就是短期調節(jié)，按照凱恩斯主義的話就是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去加以調整。”

而從供給側因素分析，GDP應該由勞動、投資和效率(TFP)這三大因素決定，如果上述三大因素所假定所有的資源都用到最好，就形成了潛在增長率。

吳敬璉怎么說這場“供給側改革”

吳敬璉分析稱，至少從2009年以來，不管是政府還是學者，主流的辦法始終是從需求側分析，認為經濟增速下降就是因為總需求不足，“三駕馬車”沒有力量。而在投資、出口、消費這三者中，“政府最擅長的是促進投資。由于本來中國儲蓄率就較高，加上政府可以運用其動用資源的能力以及貨幣發(fā)行的能力來增加投資，因此，出臺的措施就是擴投資需求來提高增長率”。

然而，過度聚焦“需求側”的弊端開始顯現。

吳敬璉指出，首先，中國投資回報遞減表現得非常明顯。2009年的4萬億投資，加之2009年的實際信貸規(guī)模已超過10萬億元，“2009年以后每一年都有相當強的刺激，但投資效率遞減非常明顯。比如，2009年的刺激一下把增長率提高了四點幾個百分點，而且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2011年的刺激將增速提高一到兩個百分點，但是此后的刺激作用不斷下降。”

吳敬璉怎么說這場“供給側改革”

同時，“需求側”的刺激導致杠桿率上升，尤其表現為企業(yè)負債居高不下。“中國非金融機構的杠桿率此前是128，現在可能更高，歐盟的要求是非金融機構債務/GDP之比不能超過90%。企業(yè)負債率高會不斷出現資金鏈斷裂、跑路等情況，如果引起連鎖反應，爆發(fā)系統性風險的可能就加大。盡管中國仍有很多緩沖空間，但其也意識到需要去杠桿，不能繼續(xù)用‘擴需求，保增長’的辦法。”截至此時，“供給側”的重要性不斷凸顯。

吳敬璉怎么說這場“供給側改革”

轉型成功的關鍵在于落實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其實早在1995年便被提出，但成效不大。吳敬璉指出，2005年得出的原因是，存在“體制性障礙”，為了實現轉型，必須通過改革破除這種障礙，建立一套能夠激勵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業(yè)的體制機制。

吳敬璉分析稱，中國在1981年就提出要提高增長質量，優(yōu)化經濟結構，1995年就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2002年提出“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2012年強調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4年則提出了“引領經濟新常態(tài)”，再到2015年側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IMF近期也強調，結構性改革再也不是純粹經濟學的問題，而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由于“民粹主義”往往傾向于強刺激或高福利，這在短期能夠獲得皆大歡喜的效果，但在長期往往是不斷的陣痛。這從面對政治壓力而遲遲不愿意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歐洲各國便可見一斑。

至于當前中國的應對方略，吳敬璉認為重點在于——要在穩(wěn)住大局、防止發(fā)生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進改革，建立能夠激發(fā)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積極性的機制體制，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

他強調，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reform)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常用的概念，而它的原意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部分制度架構和政府規(guī)制架構進行改革，特別是對政府職能進行改革。”

因此，他強調，提高供給效率主要靠市場。市場的主要功能：實現資源的優(yōu)化再配置;建立激發(fā)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積極性的激勵機制;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場、干預微觀經濟和直接“調結構”。

同時，改革轉型的陣痛難以避免，因此他也建議要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風險。例如，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隱性負債和或有負債，停止對沒有回報或回報過低的項目的投資，停止對“僵尸企業(yè)”輸血，停止“剛性兌付”，對資不抵債的企業(yè)實施破產或重整，盤活由于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

此外，結構性改革也需要輔之以短期政策，例如運用適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也應當發(fā)揮輔助作用，以便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wěn)定。具體而言，實行松緊適度的貨幣政策，但“去杠桿”還應當是總的方向;運用有力度的財政政策，應當指向發(fā)揮企業(yè)積極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的降低稅負。

備注：數據僅供參考，不作為投資依據。